这件摩羯纹金花银盘通过锤錾而成，花纹鎏金。六曲花瓣形口，宽折沿，平底。足缺失。盘沿錾刻六组团花，盘底錾刻六组牡丹团花纹，正中錾刻摩羯戏珠纹。

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，辽代的配饰也常见动物纹，其中，摩羯纹尤为特别。摩羯纹流行于唐代中后期至宋金时代，摩羯为印度古老传说中的水中神兽，后被佛教吸收，指称水中鱼王，其原型为鳄鱼。有学者指出，这类印度图像伴随佛教传入中国，其在中国的反映通常在时间上会滞后数十年。但摩羯作为佛护法兽，并未被汉人采用，或许因为中国本土龙形强大，所以摒弃了这一以鳄首鱼尾为形制的兽纹。

(资料图)

随着与异域交通逐步加深，自唐至辽代，这一形象在金银、玉、宝石镶嵌等高档器物及装饰品上广泛出现。辽代摩羯造型与纹饰繁荣，这时的形制已与印度乃至唐代的造型大相径庭，表现出更加明显的龙头，这期间也是摩羯纹与鱼化纹此消彼长的重要阶段。

此壶作鱼身龙头摩羯形，龙头为流，鱼尾上翘，脊背部有花冠状注水口，颈部上方为一女童头像，其脑后与鱼尾之间相连的曲柄为提梁。壶身刻细密鳞片，背部附有双翼，圈足两侧塑有龙爪。女童神态娴静，双眼凝视前方，头发整齐结于两侧作髻垂于耳后，头发、颈、臂间贴饰花朵和飞舞的彩带，双臂捧持一龙头短注。壶身通体施白釉，釉色微黄，有象牙般质感。此壶造型奇特，构思巧妙，为辽陶瓷制品中的精品。

此带饰1组8件，出土时束于陈国公主后腰及两侧，发掘简报上将之定名为金銙丝带。丝带已朽，仅存金銙。銙为圭形，四边折缘，8块形制基本相同。正面锤揲錾刻龙纹，4块升龙纹（龙头朝上），4块降龙纹（龙头朝下），四周衬以山、水、云纹。背面焊接5个银质铆钉，内穿银丝，其上穿有银质小垫片，出土时银丝与垫片间尚残留5层丝织品。学者对这件带饰定名意见不一，有带銙、蹀躞带、捍腰等观点。根据其形制、功用以及和考古发现的其他辽代带饰对比来看，称之为捍腰似更贴切。

捍腰也作“扞腰”，是具有契丹特色的服饰之一。《辽史·仪卫志》载：“皇帝幅巾，擐甲戎装，以貂鼠或鹅项、鸭头为捍腰。”《宋史》中也有记载：“执殳仗……金吾细仗内执旗者，并服五色绣袍、抹额、行縢、银带；执白干棒人，加银褐捍腰。”捍腰形制一般较为宽大，中间高，两侧渐低，展开后呈“山”字形。其作用是保护腰部，围于后腰，系结于腹部。现有捍腰带饰遗存主要出土于辽代墓葬，墓主人多为女性，形制大致可分为一体制成和分体组合两个类型。纹饰以动植物纹为主，继承了唐风，也受到宗教文化影响，并体现出契丹风格特点。这件带饰上龙纹的使用，也是契丹贵族等级制度的体现。

这件双狮纹金花银盒的盖顶隆起，盖及器身为五曲萎花式，子母口，高圈足。其制作先以银板打制成盖、器身、高足底，再经接而成。盖面先以锤模法做出凸起纹样，再以錾刻法刻画纹饰细部，中间的双狮前肢略弯曲，后肢伸展作跳跃状，正在追逐绣球，两狮均张口，吐舌，呲牙，眉脊突出，双目圆睁，呈愤怒相；跳跃时双角竖立，浓密的鬣毛卷曲上扬，长长的尾巴也随身体舒展飘扬。狮子刻画得极为生动、逼真，腾起跳跃时健壮结实的肌肉被拉长的状态都显现出来，颇具动感和生命力。

双狮中间的绣球向两侧缠绕着一枝花卉。器盖最双狮的外廓留白处随着五瓣的器型饰10朵交替的缠枝花卉纹，外缘以两层略凸起的花瓣纹作边框饰，内饰一圈5组缠枝花卉纹。整个盒面装饰均以鱼子纹作地，用于装饰盒的狮纹、缠枝花卉等主图案均局部鎏金。

双狮纹金花银盒在技法上主要运用了源自西亚、中亚萨珊波斯金银器的凸花工艺，我国在初唐时就已习得这一工艺，并不断改进，到晚唐时由早期的浅浮雕式向高浮雕式发展。辽前期的金银器学习了初唐一晚唐式的凸花技法。这件银盒无论从器型、纹样，还是工艺，均为效仿唐代做法的典型器物，如盖顶高隆、带圈足这两个特点。辽中期已无圈足，盖顶隆起有所趋缓。盒顶狮纹的运用及花卉图案组合也是效仿唐代图案。

这件绿釉凤首瓶出土于郭家屯辽墓，瓶口呈荷叶形盘口状，细长颈，圆肩，鼓腹，足外撇。瓶颈处装饰风首，肩部划羽状纹，腹部饰划牡丹花叶纹，通体施绿釉。辽时，白瓷凝脂如玉，青瓷翠如碧波，举凡绿釉、黄釉、酱色釉、三彩釉等各色釉陶，可谓美不胜收。

该瓶造型别致，刻画传神，是辽凤首瓶中的精品。凤首瓶的原型来自波斯金银器，唐代即有仿此类金银器的陶瓷凤首瓶。辽凤首瓶系承袭唐制，加以创新而成。

图片 | 杜广磊

排版 | 王武龙

设计 | 尹莉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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